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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 的歷史與法理邏輯及其在新時代意義
——吹響了人民政協成立七十年后再出發的沖鋒號
發布日期:2019-09-24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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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思想,是人民政協成立70年后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變革。我們應切合人民政協歷史過往和新時代的客觀要求,認真學習,深刻領悟習近平關于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思想、新理論、新判斷,深刻把握基本遵循,以問題導向為指南,融匯貫通于實踐,在新征程中開創人民政協新篇章!

一、人民政協70年,“一次奠基,三次變革”是基于歷史邏輯的偉大歷史性轉型

70年來,人民政協伴隨每一次重大理論突破,都引領一次跨越時代的偉大創新。由此,人民政協經歷了“一次奠基,三次變革”的偉大轉型。每一次轉型,都深刻地助推了國體、政體、體制、機制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進程,成為長治久安、長盛不衰、不斷發展壯大的根基。

1、人民政協“一次奠基”,當追溯到71年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發出的“五一口號”。

1948年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經噴薄而出,此時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口號”(2),經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的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此,促成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以“協商民主”形式貫穿始終的政治制度安排。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是奠基新中國的標志點。這次會議,經過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代表人士充分醞釀、協商,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3),明確了“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會議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過了國旗、代國歌的決定;決定北平改名北京,作為首都;決定以公元紀年……標志著已經壘筑起厚實的立國之根、執政之基、治國之本!

從1949年9月人民政協召開到1954年全國人大召開,人民政協遵循《共同綱領》所規定的大政方針,堅定不移地輔佐中共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修復千瘡百孔、恢復經濟生產、蕩滌污泥濁水、實行土地改革、掀起抗美援朝、發展民生福祉 ……為新中國的鞏固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2、人民政協第一次歷史性變革,是以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大召開為標志,確立了人大、政協并存的政治體制。

1954年9月一屆一次人大召開,通過了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取代了1949年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標志著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也標志著人民政協不再是代理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人民政協從而在性質屬性和承擔責任上,圓滿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階段性任務。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本質特征,成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成為體現中共統一戰線意志、實現大團結、實行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民主協商機構,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成為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對民主黨派及黨外代表人士進行政治安排的統一戰線組織,一以貫之地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

1954年至1979年間,特別是在“十年浩劫”中,人民政協及其各參加界別,經歷了重大沖擊的嚴峻考驗,始終對中共、對祖國、對人民初心不輟;在最困難環境下起“緩沖作用”維系著團結,成為活躍于國家政治生活、擴大對外交往,促進經濟建設、文化發展、社會穩定的積極因素;尤其成為隨后全面改革開放的堅定政治基礎、深厚社會力量、重要支撐體系。

3、人民政協第二次歷史性變革,是順應改革開放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制度邏輯的深刻延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人民政協新定位,始于鄧小平同志對民主黨派新判斷:“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4)顯然是對之前“團結、教育、改造”對象的重大理論突破。同時他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5)。隨后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了被傳為美談的“五老火鍋宴”,成為標志性實踐范例,人民政協“團結與民主”兩大主題得以揮灑自如。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都在人民政協第二次歷史性變革過程中,作出了重大理論突破與實踐創新,正確指引和有力推動人民政協向著更加宏偉的新長征目標再出發。其典型特征莫過于以下四點:

第一、賦予了人民政協至高無上的《憲法》地位。

改革開放一路披荊斬棘走來,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承前啟后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時俱進時代化。完整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動中共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華麗轉身;完整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系統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斷書寫出輝煌的時代華章。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在1982年《憲法》基礎上,至2018年三十多年期間,由中共中央主導,經廣泛民主協商、充分討論,全國人大通過了若干次的修改,迄今對統一戰線、人民政協有了更系統、完整、權威、精準的表述:“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后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斗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6)

第二、賦予了人民政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新使命。

標桿性的歷史文獻在于,2006年3月1日中共中央頒發的《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了發揮人民政協的“三大作用”: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的作用、人民政協組織的界別作用、政協委員在履行職能中的主體作用。“三大作用”的提出,對指導新世紀、新時期人民政協工作,提供了理論基礎、政策依據、制度保障。

第三、賦予了人民政協與改革開放相適應的新定位。

人民政協已經由過去“不同階級聯盟性質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轉變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從而,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時俱進的鮮明特征,從根本上適應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等等不斷全面發展的時代要求。

第四、賦予了人民政協與改革開放相合拍的新任務。

必須牢牢抓住“一大總任務”:始終堅持圍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時時事事緊扣“兩大主題”:“團結”與“民主”這兩個人民政協的永恒主題與使命,使全國人民大團結愈發鞏固,民主政治愈發順暢;不斷堅持與完善“三大制度”:一以貫之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建設;戳力發揮“三大優勢”:充分發揮代表性強的優勢、聯系面廣的優勢、包容性大的優勢。

面對改革開放新情況、新動向、新問題,如上四大突破,深度調研、協商議政、智力支撐,為黨分憂、為政建言、為民發聲,為改革開放鼓與呼,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識、聚集人才,匯聚合力,重民生、聚民意、匯民智,成為改革開放“加速度”“壓艙石”“定盤星”。

4、人民政協第三次歷史性變革,是以習近平提出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新思想為標志。

人民政協“催生”新中國,也伴隨新中國一路篳路藍縷,越來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四大自信”發揮到極致。正如習近平飽含深情所講:“狂風驟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經歷了無數次狂風驟雨,大海依舊在那兒!經歷了5000多年的艱難困苦,中國依舊在這兒!面向未來,中國將永遠在這兒!”(7)

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 絕對不是什么“標新立異”的沖動舉措,她符合迄今修改的“八二憲法”;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制度創新、頂層設計;是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相契合;是針對“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8)的實踐要求所采取的重大舉措;是以一種全新視野去探索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深化。

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是時代升華的必然要求。一是更加強化了黨對人民政協的絕對領導;二是更強化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作用的實質性發揮;三是更強調“大團結、大聯合、大民主”的時代主題;四是更充實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廣泛商量”形式不斷擴展、內涵不斷深化;五是更強調了政協委員的政治屬性及在人民政協中的主體地位。

二、人民政協主動、高效地融入“國家治理體系”,擔當起前所未有的歷史重任,是新時代制度創新所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告誡人們要加強“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9),以強化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為人民政協賦予“國家治理體系”的思想注入時代特征。

首先,她是對人民政協歷史延展的正確導向。

時代發展,越來越凸顯出人民政協的先天“功能性障礙”,雖然“名聲美化”依舊,卻“形象淡化”,以至“作用虛化”到“充其量說說話”頂多是“安排黨外人士級別”的尷尬境地。現在提出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是總結了中共建黨以來、人民政協成立以來、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以來、改革開放以來所有正面、負面經驗教訓后,不斷圍繞“問題導向”所孜孜以求欲于破解的重大理論與實踐難題,習近平總書記義無反顧地扛起了這一歷史重任,作出了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理論建樹,順應新時代人民政協發展客觀規律。

其次,她是“處變不驚”“處變不變”有分量的“砝碼”。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 12月28日首次作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0)判斷,其源蓋出于對黨內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11);國際上存在“多變主義”萎縮與“單邊主義”肆虐;國內外矛盾“亂變交織”;傳統權威弱化;“黑天鵝”滿天飛,“灰犀牛”遍地跑;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不可預見性漸成常態……的憂患意識,我們既要頂得住外來種種“極限施壓”,又要識別與破拆“香蕉人”(黃皮白心)“水蘿卜”(紅皮白心)的陰謀詭計。就必須以我為主沉著應對,在推動“一帶一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亟待改革新思維、擴大開發新路徑、創新發展新理念、切實落實新舉措。因而,力推人民政協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乃是發揮人民政協最根本、最擅長、最有力的凝聚人心,積聚智慧,攥緊拳頭,形成合力的特征、特長、特點,是“不變”應“萬變”、化“危局”為“機遇”的一著“妙棋”!

再者,她是給人民政協發揮“虛實結合”作用搭建新平臺。

一方面,人民政協應當毫不動搖地把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11)的發展思想,作為清晰的認識前提、參政前提、協商前提、監督前提,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總目標,在促進經濟穩中求進發展、自主創新發展、綠色生態發展、人的全面發展、人民共同富裕根本問題上,發揮“智庫”與實踐帶動作用。

另方面,人民政協要充分發揮巨大包容性特點,用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兩面大旗來聚集起浩浩蕩蕩的千軍萬馬,拓展治國理政深度、廣度、精度、強度,最大限度發揮與人民政協相匹配的履職能力,才能適應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長遠要求。

再方面,人民政協當以其所長,以亟待把“務虛”與“務實”相結合,務必情系執政黨之根本宗旨,密切聯系黨情、國情、世情、民情,以民利、民思、民愿為追求,不斷深入基層、底層,緊密依靠群眾,團結海內外一切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的人們,腳踏實地,不尚空談,做好、坐實政協協商、黨派協商、民主協商、群眾協商,為治國理政提供不竭的智力與民力支撐。

三、人民政協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兩個“民主平臺”互通互促,落實習近平“廣泛商量”思想,是責無旁貸新擔當。

2018年3月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12)中,增加了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這樣明白無誤表述,旨在把人民政協功能更趨實質化。就全國政協而言,現有34個界別,統戰對象擴大到15個方面,基本涵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體現廣泛多元群眾基礎,是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認識到位、落實到位,履職盡責的優勢與特點。

第一、主動開創“根本政治制度”與“基本政治制度”的互通、互促。

以“選舉式、代議制”民主為特征的人大,是“根本政治制度”;以“協商式、參政制”民主為特征的政協,是“基本政治制度”。兩個“民主平臺”地位不同、作用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標大同、初心皆同,共生、共存、共榮,正是我國屹立于各種風險而不倒的“紅色基因”!

新中國70年實踐,驗證了中國特色政治制度自有其符合國情的天然合理性:執政黨為“頭”;參政黨為“頸”;人大、政協為“兩翼”;整個“鳥身”是人民;“五臟六腑”是所有國家機器;“中樞神經”到“末梢神經”就是法治——這就是利于高飛遠翔的“鯤鵬型政體”,有助于推動政治民主、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進程與質量。前提在于:執政黨“廉”起來“勤”起來,人大“強”起來,政協“硬”起來,參政黨“動”起來,法治“威”起來!這些,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最得人心的偉大成果!

人民政協從“民主協商體系”發展到“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大跨越式飛躍,人大、政協兩個“民主平臺”保持某種動態平衡,使“協商于決策之前、之中、之后”那種“1+1>2”的效果更加凸顯,必定會推動我國民主政治進程,其優越性、互補性、協調性、高效性,絕對會在其他國家“議會制”“兩院制”之上!

第二、切實強化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在發揮政協委員的主體作用上,要體現“講政治”。

擔當“國家治理體系”重任,歸根結蒂,政協委員任何時候都不能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13)稍有忽略!只有這樣,才能擁護和配合中共長期執政、民主執政、科學執政;才能牢牢把握政協委員應當具備的使命感、責任感而不能陶醉于“榮譽感”;才能做政治清醒者、“四個自信”實踐者、“兩個維護”捍衛者、偉大復興奮斗者;才能把握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大方向、大原則、大目標;才能心口如一為人民鼓與呼、為執政黨謀良策出實招。

第三、把習近平“廣泛商量”思想,貫穿新時代人民政協實際行動全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闡述的“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中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的人民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14)的思想,是實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5)的“法寶”。

——“廣泛商量”的核心理念,在于“務實”而非“務虛”。“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16)。通過“廣泛商量”,才能圓滿達成全社會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廣泛商量”的法律基礎,是對《憲法》“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具體化。通過“廣泛商量”,切實“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17)。

——“廣泛商量”的政治基礎,在于讓各級領導“知民情、解民憂、紓民怨、暖民心”(18),讓老百姓“知政事、明大義、曉政策、同心干”,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實現奮斗目標的不二“捷徑”。

——“廣泛商量”的制度基礎,在于把抽象變得具象,把神秘變得公開,從“專家咨詢型”擴展到“群眾參與型”,以至延展到“專家型+群眾性=復合式協商(商量)”,開辟出新時代人民政協工作新天地。

——“廣泛商量”的組織基礎,在于發揮各級人民政協及其委員的主觀能動性,探索可操作性更強、可參與性更廣、“能見度”更高的“廣泛商量”,讓人民的精神獲得感與物質獲得感一樣充實。

——“廣泛商量”的群眾基礎,如老百姓所說叫“打攏板凳慢商量”,使他們有說話、提訴求、出點子的平臺與機會,“當家作主”意識會空前高漲,更有利于化被動為主動、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廣泛商量”的客觀標準,在于確保黨委作出重大決策之前、人大立法表決之前、政府細化實施之前的廣泛商量“不會冷場”;實施中的廣泛商量“不走過場”;實施后的廣泛商量“不打圓場”。

黨的十八大后,全國政協已經在落實習近平人民政協是“國家治理體系”思想上扎扎實實先行一步:“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化,“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常態化,百名院士“創新驅動專題協商”積極踴躍新建言獻策具體化,人大立法前政協委員協商制度化,對國家重大事項督查調研常態化……給全國各級政協樹立了標桿。

參考文獻:

1、16、1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3日《人民日報》

2、1948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

3、《共同綱領》。2015年6月23日,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4、5、鄧小平: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171-174,人民出版社,1983年。

6、1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單行本)。法律出版社。

7、習近平:在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出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報》,

8、9、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2019年1月22日《人民日報》。

10、習近平:在接見回國參加我國駐外使節工作會議時的講話。2017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

11、、14、15、1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12、2018年3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

(九三學社重慶沙坪壩區委綜合支社 徐宗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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